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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丨杨成:特朗普批准制裁“敌对国家”俄罗斯折射的理性与非理性

2019/8/14 9:57:59

观察家丨杨成:特朗普批准制裁“敌对国家”俄罗斯折射的理性与非理性

如同预期的一样,特朗普终于在美国时间8月2日签署批准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周以绝对优势投票通过的以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三个“敌对国家”为目标的制裁法案。为了表达自己对法案的不满,特朗普特意就此发表了声明,宣称是出于维护政治团结的需要而作出了上述决定,对其中的若干条款明显很不认可。这无疑是特朗普这位从商人摇身一变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权威最终的人物后的一次重大挫折。
    
显然,非传统的特朗普在面临国会两院明显的限权措施时并没有好的应对办法,而最终屈服于强大的两党重叠共识。在某种意义上,以不确定性为最大确定性的特朗普第一次遵守了华盛顿的确定的政治议程。这其中当然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原因。美国的开国元勋确定的、并被后来者不断增补而最终固化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国会、总统及大法官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治框架,这一次成为了一心打破常规的特朗普的紧箍咒。
    
批准制裁法案或许是特朗普的理性选择。理论上讲白宫可以否决国会制裁案,但并不能改变法案最终注定要生效的既定命运,因为参众两院完全可以再次否决并使制裁案自动生效。一旦特朗普选择否决,最大的不利结果将会让处于“通俄门”漩涡中的特朗普团队更加难以撇清与俄罗斯的关联。
    
问题在于,这一次看起来无比理性的特朗普事实上一定会不得不在未来直面这一决定带来非理性的恶果。“通俄门”演变至今,俄美关系的改善甚至正常化都已经几乎没有空间了。特朗普如果足够理性,恰恰应该继续表现出一定的非理性,才有可能改变当下完全被动的处境。理论上讲,特朗普唯一可以保留颜面的方式大概只有以制裁草案尚不够严厉而予以否决,然后再提出更为强硬的制裁路径。这固然会使G20峰会双普会以来暂时曾略有好转的俄美关系进入新的低潮期,并进而影响到特朗普在中东和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但至少可以部分对冲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质疑声音。

特朗普可能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以下事实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即俄美关系当下之种种怪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组强烈影响战略稳定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大国关系被深深嵌入到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外溢产物。
    
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关系起起伏伏、涨涨落落、斗斗和和的周期循环相比,特朗普当选以来的俄美互动的动力不再更多体现为外生因素。而此前的24年中,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亲疏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受彼此对国际和地区治理问题,特别是围绕美对俄大国地位、平等伙伴性质的承认与否的博弈影响。叶利钦从初期的积极融入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美渐行渐远,主要是因为美国竭力推动北约东扩、压缩俄在欧亚大陆上的传统战略空间而带来的反弹。普京当政后俄美从“9·11”恐怖袭击后重建合作关系到随后的短暂蜜月终结,主因在于美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到俄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和传统影响。奥巴马时期俄美关系初期的低潮源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爆发的“五日战争”,在短暂重启后一直下行的双边关系,直接和俄罗斯深度介入乌克兰危机并将克里米亚重新收入俄罗斯版图直接相关。但显然,此次被美国学者形容为降至阴沟并有可能进入下水道的持续走低的俄美关系并不在于双方在某一个或一组国际或地区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而在于美国国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精英分裂以及更为严重的社会和大众的二元化分裂。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俄罗斯里外相通已经不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精英和大众中普遍存在且在近期越发明显的反俄、排俄主义已经生成了一种渐趋固化的地缘政治想象,即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美国大选,而特朗普任何旨在改善甚至只是正常化对俄关系的举动都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换而言之,如果特朗普不能在对俄政策上显示出足够的硬度,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会自动将这种暧昧姿态视为通俄的证据。因此,特朗普终于低下了他高高昂起的头,不得不选择了低调批准国会制裁案。但这种看起来理性的选择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挑战,理性的非理性特征就此凸显出来。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的应对,在特朗普没有正式批准制裁案前,包括普京本人在内的俄罗斯执政精英已经前所未有地降低了对白宫的心理预期。主管对美关系的副外长里亚博夫和当时尚未离职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里亚克都曾在俄罗斯媒体上表示俄美关系当下的低迷状态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显然这一判断抓住了俄美关系的主要矛盾。
    
莫斯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期待已久的俄美关系改善的主动权已经不在莫斯科一边,未来俄美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俄罗斯的作为实则十分有限。特朗普在国会制裁俄罗斯等三个敌对国家的法案上签字后,俄很快继续抬高批评的声调,梅德韦杰夫总理直接称与美全面贸易战的进程已经启动。而俄此前要求美驻俄使馆大幅削减755名工作人员以及仿效奥巴马政府做法扣押两处美国外交不动产的做法反倒显得较为温和。俄罗斯今后一段时间一定会相应采取更多的反制裁措施,而这背后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与特朗普理性的非理性批准恰恰构成了对照。
    
传统的国际政治分析框架借鉴了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定,也普遍视民族国家的决策者为理性的政治人,愤怒、憎恨、厌恶等负面情绪和荣誉、自豪、喜悦等正面情绪未能被列入研究视野。在应对美国国会制裁法案问题上,俄罗斯政府各级官员及作为整体的俄罗斯官僚阶层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显然是一种与美国反俄主义共生的俄罗斯反美主义情绪化的表征。
    
但这种看起来的非理性恰恰是最大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对2016年与俄只有区区200亿美元贸易额的美国而言,制裁加码也不会导致俄罗斯有多大的损失,制裁案中的针对目标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在建设之中,至少暂时还不构成对俄经济增长的直接冲击。而从远景来看,欧盟整体上和曾经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在个体意义上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一个必然结果,俄也在试图通过进一步开拓亚太市场实现出口渠道的多元化予以弥补。制裁的一个利好的副作用是将进一步迫使俄丢掉幻想,进行最难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同时,美国国会违反此前与欧盟协同对俄实施精确制裁的政治默契,转而将北溪-2号作为制裁目标,已经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弹。后者在乌克兰危机以来同样坚持制裁俄,但哪怕是在能源领域也只是限定于能源企业融资和能源开采技术转移两个方面,而没有涉及到天然气等能源贸易。
    
在此意义上,美国国会的新制裁法案不仅一举将俄罗斯定性为敌对国,也给特朗普执政以来渐行渐远的欧美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将再度受到冲击,这对于特朗普来讲绝非福音,也使得他所承诺的“让美国更伟大”之梦似乎越发可望而不可及。
    
另一方面,美国的新制裁至少会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布局2018年的总统大选,普京当局完全可以再次祭出外敌牌最大限度地动员爱国主义选民。毕竟,调整日益严重的过于依赖能源资源产业的经济结构绝非短期可以奏效,而克里米亚“回归”和叙利亚局势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消退。在此背景下,普京在不同场合针对所谓俄介入美国大选问题的三段式表态格外有趣:第一,俄罗斯政府没有介入美国大选;第二,如果显示是俄罗斯黑客所为,有可能也是在虚拟空间被构建的身份,实际上非俄所为;第三,即便是被证实了是俄罗斯黑客所为,那也完全有可能是某些爱国主义者的独立行动,没有受到俄政府的指令。从俄罗斯近期的各项民意调查看,高于80%的支持率似乎可以作为普京此番言论得到俄罗斯社会普遍认可的一个旁证。而在乌克兰问题上,俄一直坚持只是明斯克系列协议的担保方而非直接当事方,本身没有规定是基辅先进行宪法改革赋予地方高度自治权、还是先实现停火撤兵顺序也给俄足够的对内对外话语空间。这必然意味着美国国会的制裁案在俄罗斯选民看来,是恶意的、无理由的阴谋式的单方面行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希望借制裁削弱支持普京再度连任的“普京多数”只会是一个幻想。借力打力,用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和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反制行动换来在欧美间打进楔子和在国内政治中获得更多支持、更高威望无疑是足够理性的。
    
总之,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已经具备了全新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两个大国间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特朗普试图凭一己之力实现对建制派政治力量的超克,在对俄关系上取得突破,更像是唐吉柯德一个人与风车在战斗。特朗普最终迫于两党压力、持续下滑的民意支持和中期选举可能的不利结果最终签署了制裁案,但又没有能够用更强硬的理性选择来自证清白,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得罪了俄,又让美国内的反对势力有了新的口实。相较而言,俄罗斯尽管处于被动方,但仍借助于清醒的战略判断,用非理性的形式追求理性的最大化利益,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归根结底,对美国而言,这场制裁是在制裁的外皮下嵌入的国内政治斗争,而对俄来说,则是一场从经济危机等负面清单中脱嵌的姿态战。正是特朗普理性的非理性送给了普京当局非理性的理性的应对。无论如何,俄美关系短期内都失去了好转的空间。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俄罗斯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法案直至2012年才被废除,这一先例似乎也预示了俄美关系调整的限度和难度。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